如按照《预算法》的规定，我国的财政年度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14〕 着重号是作者所加。〔24〕 参见韩大元、刘松山：宪法文本中‘基本法律的实证分析，《法学》2003年第4期。
〔35〕由于会议时间短、议程多、任务重、预算专业性强，全国人大代表没有比较充分的时间熟悉和审议预算草案。《企业所得税法》由全国人大通过，而《个人所得税法》则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全国人大立法权的最高地位应有一定的机制保障，而不能仅仅流于口头宣示。可以说，对国家和社会的法律统治主要是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来实现的，而全国人大的最高地位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53〕这些观点虽然回应了一些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但对于大会与常委会之间的民主性鸿沟却缺乏更深入的分析与判断。
但在现实中却并非一成不变。每个机构设负责人二至五人。不过，宪法阐述了党领导人民的主权法理，但侧重于对党领导人民的正当性叙述，没有清晰展现执政党—人民这一主权结构的规范逻辑。
这一结构性的安排，界定了社会和公民参与对不同国家机关的不同影响，使其整体上服务于国家目标的制度化实现，也明确了社会和公民参与在不同逻辑下和不同环节下的功能。中国宪法体制是宪法所建构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规范呈现，阐明其规范结构，有助于破除当前国家观念的误解，推进社会主义国家和现代化愿景之间的融贯。这就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向以制度为中心的现代国家转型。中国民族和国家的关系则不同。
古典家国一体的皇权结构，虽有乡绅宗族自治的支撑，但在观念上维系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这一机制，不仅是将二元对峙导入第三方解决机制的智慧彰显，更是作为国家的自我纠错机制，来缓冲某个具体国家机关的不当行为对国家认同的冲击。
在此意义上，存在合法性审查—合宪性审查的递进。在当代中国，现代国家的观念、理论和实践，一直面临着传统儒法国家结构、近代民族国家叙事、西方现代国家想象和新中国道路探索等纠缠而成的古今中西之争，致力于寻求社会主义国家形态和现代化目标之间的融贯。依据社会的功能标准，社会可类型化为自治性的社会领域和公共性的社会领域。尤其当社会力量形成对国家的巨大压力后，不同层级的机构和不同职权的部门所作出的反应，很难协调成为传递正当性授权的连贯系统，乃至出现彼此冲突，这将消解正当性授权的现实认同。
抽象的整体国家观念对应于民众对国家的道德期待，但却因此极易滑向情绪化和民粹化。从形式上观察，人大和国家机构的关联弱化，使人大政体对治理结构的意志输送和监督受到限制。理念经由体制而彰显，体制经由组织而运转。并且，向群众动员的回归，一定程度体现了对常规治理能力的不信任，以及对常规治理耐心的缺失。
综上，中国宪法体制的规范结构，可用下图简要展示： 图二：中国宪法体制的规范结构 结语 在宪法的视野中，国家有三种面向：一是作为理念（价值体系）的国家。此外，党的机构和国家机构的合署办公和职能整合、部分国家机构事实上的政治强势等问题，均在不同程度上加剧复杂性。
[20]而在执政党内部身份范围扩展（从工农联盟向先进性阶层代表）和阶层日趋多元的现实背景下，传统执政方式无法有效实现多元整合。在中国主权结构中，群团组织赋予了作为主权者的抽象人民以实质性的阶层意涵，在组织框架层面被纳入政治协商框架，从而构成主权协商结构的实质主体。
由于作为正当性根基的主权结构的不同理论构想和不同实践，国家形态、国家性质、国家目标也因此存在着明显不同。它意味着治理结构须据此完成与主权结构的系统调适，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第二，国家进行精神文明建设，是否等同于政府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宪法第２４条规定国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否就意味着部分政府主管部门可以依此进行文化限制和道德干预？国家进行精神文明建设，遵循国家的组织和运行逻辑。就此而言，对治理结构而言，应强化其回应功能，提高常规救济的纠纷解决能力。然而，将国家视为抽象整体，只能停留于正当性授权—行动的形式化传递，却无法使国家行动内在地受到正当性授权的制约与规范。但应注意，框架性的治理体系建设并非根本，因为改革开放后的常规化努力已经构造了相对完备的国家体制。
五、以社会建设为动力的基础结构塑造 在宪法体制中，主权结构的主权整合和代议政治的社会整合，是国家的两种社会整合方式。就此而言，政府只能依据国家意志负责实施和落实，无权进行自主价值判断。
第二，对宪法序言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目标及由此转换的宪法价值体系、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执政党—人民的主权结构、以人大为中心的政体及治理结构等中国宪法体制的构成，缺乏基于国家目标—国家性质—国家体制的规范整合，难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形态与现代化目标之间实现体制性的融贯。但越是强调自主，就越应受到常识规约。
实际上，宪法序言明确表达了执政党领导人民的意识形态体系，从历史正当性（建国）、现实正当性（现代化建设）和国家目标（经由改革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层次地论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主权法理。一方面，人大是执政党领导人民所凝聚的主权意志转换为国家意志的制度平台，构成主权结构向治理结构的意志输送管道。
这源于人大作为权力机关的民主性特质。它摆脱了计划经济塑造的单位制社会束缚。应注意，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不是赋权，而是限权。地方性法规除依据上位法进行执行性规定外，有权针对地方事务进行自主规定。
[15] 宪法是国家组织规则的规范化和体系化表达。现代国家以成熟的国家理解为思想前提。
在冲突议题的处置上，不同层级的机关和不同职权的部门之间，常态化地存在着迥异乃至彼此对抗的行动选择。[26] 从宪法体制的整体构造角度，作为社会整合和意志凝聚的核心要素，如何发挥执政党在建立国家与公民关联中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基础制度依托。
其功能在于凝聚个体共识，整合个体力量，架构国家与公民的沟通桥梁。二则在于强调治理效能，使国家机关能够更好地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党领导人民的主权结构不直接介入治理。[13]这是因为，规范意义上的国家与作为国家秩序基础的社会之间，既有密切的互动，亦有激烈的对抗。后者包括实体性公共领域，即由公民联合而成的社会组织，也包括虚拟性公共领域，即依托言论自由和公共媒介形成的公共空间。它并非自生自发的，而是充满建构理性色彩的培育，这是近代中国市场基础薄弱的现实和富强的国家使命共同决定的。
不过，主权结构对治理结构的干预仍然存在，体现为三个方面：１．主权意志未经人大转换，直接成为治理依据。在社会冲突和民众诉求表达的话语逻辑下，这一抽象意义的国家被置于与社会公民相提并论的二元结构，被视为解决冲突和满足诉求的决定性力量。
人大可依据《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对国家机关的行为进行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特别问题调查、询问质询等监督。信访延续着群众政治的传统方式，干扰和破坏了治理的专业逻辑。
政治协商的宪法功能在于，促成执政党在形成国家总体战略时对各阶层的多元诉求进行深度权衡，以此对具体立法议题形成基础规范的约束。此时，如若还停留于国家机构层面的局部探讨，势必会忽略这一根本命题。
